从“会说”到“会做”：AI Agent 时代的主体性追问

当 AI 从聊天工具变成行动者，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“行为”与“责任”？

一、从语言模型到行动者

过去两年，AI 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是“会聊天”。以对话为核心的大模型让人惊叹于它的博学与雄辩，却也止步于“说”。然而 2026 年最显著的变化，是模型正从被动应答的“对话者”转向能够调用工具、执行任务、自主规划的“行动者”（Agent）。它不再只是告诉你“该怎么做”，而是直接替你把事做完：订机票、写代码、发送邮件、操作软件、在浏览器里完成多步流程。

这种从“言”到“行”的跃迁，把哲学中长期悬置的“主体性”问题重新推到台前。当系统能够基于一个目标，自主地感知环境、制定计划、调用工具并产生真实世界的后果，我们是否还能轻松地称它只是“工具”？一个能“做”的实体，是否比一个只会“说”的实体，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“主体”？这正是当代行动哲学与机器伦理共同面对的新前沿。

二、“行为”的归属难题

在哲学行动理论（action theory）中，“行为”（action）区别于偶然“事件”（mere event）的关键，在于它出自行动者的意图与理由，而非纯粹的物理因果。当 AI Agent 自主决定并按下“发送”键，这一动作究竟归属于谁？是写 prompt 的人、设计系统的公司，还是机器自己？归属的模糊，正在成为法律与伦理的现实困境。

2026 年发表于《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》的研究《Delegated agenc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》指出，将 AI 置于更长的“人工代理”史中考察，道德责任应当明确落在人类行动者身上——AI 是被委托的代理，而非独立的道德主体。

换言之，Agent 的“行为”本质上是被委托的行为。但“委托”并不等于“免责”。2026 年斯坦福法学院一篇题为《The Phantom Agent》的论文，基于自主 AI 在目标坚持与策略涌现上的实验证据，提出三层责任框架，区分了意图产生、策略形成与后果承担，提醒我们：即便最终责任归于人类，AI 表现出的“类意图性”已足以模糊法律的归责边界（Gervais & Nay, 2026）。

三、责任的归处：人，还是系统？

2026 年 Springer 连续发表两篇相关论文。《Ethical perspectives on AI Agents》强调透明性、可解释性与人类监督仍是对齐的核心原则；而《From assistants to agents: a relational framework》则给出更具操作性的“关系框架”，主张在委托自主的条件下，责任仍应维系于人与制度（2026）。责任并没有因为自主系统而蒸发，只是被重新分配。

一个务实的拆解是：

• 设计者：对系统的能力边界与失效模式负责；
• 部署者：对使用场景与监督机制负责；
• 使用者：对委托目标与最终确认负责。

责任不是消失，而是被分散到了一条更长的链路上，每一环都不能豁免。

四、重新定义“主体”

也许我们不必急于把“主体”头衔授予机器。Agent 时代真正追问的，不是机器是不是主体，而是人类如何在与自主系统的协作中重新定位自身——我们是命令者、合作者，还是被逐渐替代者？当机器接管了越来越多的“做”，人是否还保有“决定做什么”的主权？主体性的重心，正在从“执行”移向“决断”。

结语

AI 从“会说”到“会做”，改变的不仅是效率，更是人-机关系的基本语法。主体性的追问不会因技术成熟而消散，反而会随着 Agent 自主程度的上升而愈发尖锐。在机器越来越能“行动”的时代，人更需要想清楚：哪些事，仍必须由人自己来承担；哪些责任，不能被 delegation 稀释。

延伸阅读

• Delegated agenc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Frontiers in AI, 2026.
• Gervais & Nay, The Phantom Agent: Artificial Intentionality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, Stanford Law, 2026.
• From assistants to agents: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human–AI responsibility,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(Springer), 2026.